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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罪案重审

发布时间:2015-05-19 11:34:14 来源:本站 阅读:2577

遗孀上书石沉大海  

    2013年10月15日,是中共元老、现任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日。 
  按照预定安排,中共当局高调纪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纪念会。习近平以家属子女的身份,携母亲齐心及妻子彭丽媛、弟弟习远平出席。 
  习仲勋的百年冥诞纪念会俨然成为中共太子党的大聚会,几乎每个开国工程家族都来了代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刘少奇之子刘源、彭真长女傅彦、王震次之王军、杨尚昆之女杨李……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照相机捕捉的头号目标。而另一位老太太,比齐心还要老的老太太,也高度吸引人们的目光——习仲勋的早年战友高岗的92岁遗孀李立群,在儿子高燕生的陪同下,也应邀出席纪念活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被打成“反党集   团首领”,59年前自杀。当局2006年同意其家人重立墓碑,2011年批准出版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戴茂林教授撰写的《高岗传》,悄悄取消或者减轻了加给高岗的恶谥,但是迄今没有给高岗平反。李立群的现身,当局是不是在释放重要的政治信号?



高岗遗孀应邀出席习仲勋百年纪念座谈会

  她的呼唤被黑洞吞噬 
  其实在李立群这次露面之前两年多,2011年元宵节过后几天,一封信摆上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写字台。这封信写道: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常委各位同志: 
  我是高岗同志的妻子李立群,今天写这封信是对现已正式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涉及到高岗同志有关章节的内容以及相关问题谈谈我的意见和看法,请胡总书记和常委各同志思考,不妥之处也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党史二卷》第七章第四节分两部分(第289页至295页)介绍了“高、饶反党事件”的经过与结论,沿用了1981年6月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再称“反党联盟”的提法,但任然保持了该决议认可的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利”的定性结论。这是令我非常震惊、失望和不能接受的。 
  原因是:这两部分的内容没有吸收近60年来我们党对党内,特别是中央内部政治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历史反思的正面成果;没有对党内长期广泛的要求重新认识“高饶事件”的必然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主政期间,于2004年结束的历时3年之久、中央组织部对高岗事件及他个人历史的重新审查和新的结论精神,采取了回避与背离的态度。 
  2004年春夏之际,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赵洪祝同志来到我家,他告诉我:党中央组织人员用了三年多时间,调阅了有关高岗的五百馀卷档案资料,进行了严肃认真重新审查,认为“高岗同志”(这是赵洪祝副部长的原话)在红军时期创建西北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创建东北根据地,新中国成立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以及抗美援朝等历史阶段,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结论放到今天是不会那样去做的。 
  赵洪祝副部长称“高岗同志”,使我和子女惊喜不已,为两届党中央集体勇于纠正前人的错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感到极大的慰藉和鼓舞。赵副部长提到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宜公开平反,我从大局出发也表示理解。 
  然而,又过去整整七年,不仅没有等来高岗同志平反,却看到新出版的《党史二卷》仍然保留了1955年的错误结论,出现这种反覆是令人痛心的,我认为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历史纠错问题上的迟滞与倒退。 
  我已年过九旬,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总书记写信了,我再次诚挚而急切地希望党中央:在重新审查已得出新结论的基础上,尽快研究落实为高岗同志公开平反,以告慰长期受到牵连和影响的同志,告慰西北、东北地区的广大群众,坚定不移地坚持有错必究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反思历史,以史为鉴,使我们党能够更成熟、更自信地向前发展。 
  致以 
  共产党员的敬礼! 
  李立群 
  2011年2月22日 
  这封信,是否送到了总书记胡锦涛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手中?他们如何批示、答复这位时年91岁的老人?他们是否决议将为高岗平反提上议事日程?或者,叮嘱即将接任的习近平、李克强列入安排? 
  不知道。这位老人急切地呼唤,消失在静默的黑洞。 
  “大丈夫当如是”? 
  高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随后生命猝然中止,与他的妻子和孩子永别,已经整整60个春秋了——那是上一个甲午马年的事。 
  又到了甲午马年。访问有人“马年说马”:高岗本来是中共政坛上一匹“黑马”,“五马进京”时“一马当先”,“春风得意马蹄疾”,满以为自己对毛泽东、对中共建政、对抗美援朝都立下“汗马功劳”,可以在马年“快马加鞭”,“马到成功”,冲向最高权力层,却忘乎所以,“盲人瞎马”,“马前失蹄”,又未能“悬崖勒马”,于是终究被当成“害群之马”! 
  1954年2月,高岗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而受到批判;同年8月17日,他在自杀未遂之后再次自杀,医生抢救,回天乏术。 
  而就在四年前,他是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站的离毛泽东最近的几个人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0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走在前面,任弼时、董必武、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随后,他们将登上天安门城楼100级台阶。 
  前一天,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前,选出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高岗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时年44岁。 
  当时不少人对高岗当副主席不理解,毛泽东解释说,中央领导中南方人多,没有北方人,高岗是北方人。 
  当共和国十位最重要的人物率领一批党政军要员登上城楼之时,正是下午3点整:礼炮齐鸣,万众欢腾。 
  陈毅 凭栏远眺天安门广场,感叹而言:“既有今日,不虚此生啊。”毛泽东淡淡地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当仁不让。”高岗在后面小声说了句:“大丈夫当如是。” 
  毛泽东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这位自称为“高大麻子”的东北虎。高岗所说的,是汉高祖刘邦早年看见秦始皇车马冠冕的典故。毛泽东回首一瞥,面目依然那么宽厚慈祥,一展开国君主的大胸怀,并无一丝它意。高岗脸色却骤然有变。 
  高岗当时不仅在中央政府六位主席中最年轻,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处在权利巅峰,但他的心也处在脆弱的巅峰,毛泽东的一道眼神的余光,也足以击碎他所有的喜悦。 
  以上这一段广为流传的开国大典描述,多少是史实,多少是臆想? 
  我们能看到的是,在董希文画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中,六位副主席依次排在毛泽东身后,有一个人站在大胡子张澜的侧后方,被大胡子遮住半个身子,但是露出了完整的头部,排在右边第一位,他就是高岗:穿藏蓝中山装,深黑色的琇琅架眼镜后,浓眉大眼,自省而持重,不越雷池一步,和后来传说的形象颇有不同。 
  油画《开国大典》有多少版本 
  据说,董希文的草图中有两个创造性的突破:一是除毛泽东侧身后站在靠中间的位置外,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里,右边则是民众。另外一个是,按实景,在毛泽东的右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作品中将其抽掉了,这样广场显得更为开阔。梁思成这样评价此举:“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这幅画没有局限于人眼所看到的实际场面,而是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在观众面前。抽掉一根廊柱则使画面更为敞亮,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气象。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这幅《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挂图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 
  然而,一年之后,革命博物馆便通知董希文:把画面上的高岗去掉。 
  最边上的高岗不留一点痕迹地隐去了,露出后面的一抹蓝天。 
“文革”期间,革命博物馆又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项修改工程比去掉高岗要难得多。因为不是简单去掉一个人,而是得另外补上一个人,还有牵动旁边的人物。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刚动完手术,他抱病到革命博物馆去修改《开国大典》,几经琢磨尝试,在刘少奇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的全身像。



油画《开国大典》最初的版本



“文革”中的《开国大典》,不仅抹掉了高岗,还抹掉了刘少奇

  董希文患癌症已到晚期的1972年,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他们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开国大典》。 
  “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因为林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他的妻子朱明(原名王钧壁)又曾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她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被侦破后自杀。但是此时画家董希文已经去世,于是高层就點将让另一位画家靳尚谊来修改。靳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已是此画的第四稿。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 
  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博物馆就委托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恢复了刘少奇和高岗的形象——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复制品《开国大典》油画。 
  原作呢?几经修改的作品呢? 
  那几稿《开国大典》,比现在这个复制品,更有价值!更能反映历史风诡云异跌宕起伏的原貌! 
  邓小平有言:回顾历史,“宜粗不宜细”。因为他知道,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所以,在《开国大典》复制品上恢复的,只是高岗远远站立的形象轮廓,而高岗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包括他邓小平和程云对人对高岗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宜再论的“细节”。 
  有一位研究者感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岗事件”依然是个问号。了解事件的当事人有的早已作古,有的无处寻迹,有的被踏破铁鞋找到了,却沉默不语,讳莫如深;能够说明事件真相的文件档案或被深锁或被销毁,即便留下官方的只言片语,平头百姓也无法涉猎。风风雨雨,知道的人永远说不知道,不知道的人永远不知道,连猜想也日益褪色、消散。于是,有些历史变成传说,有些传说变成历史,有些传说比真相更像真的,而有些真相却更像谎言。 
  又是“同志”了,却不给平反 
  中共历史上的“鬼”,一个又一个地被还原成了“人”:陈独秀,翟秋白,李立三,刘少奇,彭德怀……甚至张国寿和林彪,其早年的功绩也被中共决策者有限度地、有保留地承认。 
  只有高岗,这个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倒下的领导层成员,却闪烁隐约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得案都可以翻,只有高岗的案翻不了! 
  实际上,高岗的案,早就悄悄有所松动。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抹去了这一事件的“集团”“联盟”字样,但两个“司令”,“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当年被列为集团的成员,在职务上基本上都重新做了安排,但是迄今没有正式恢复名誉。 
  高岗遗孀李立群和受株连的部下,一直没有停止向中央的申诉。“文革”过后,他们一次又一次向邓小平申诉,向胡耀邦申诉,向赵紫阳申诉,向江泽民申诉,向胡锦涛申诉…… 
  最后一次松动,就是李立群信中所提到的2004年。她在接受美国之音2007年12月采访中,披露了更多的信息:在江泽民还担任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立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 
  美国之音引述李立群的话说:“胡锦涛上任以后对高岗的问题很重视。赵洪祝2004年6月来跟我谈话,说中央领导同志胡锦涛、尉建行、曾庆红叫组织人力,经过三年的调查,看了500份档案,对于高岗同志在西北、东北创建根据地和抗美援朝对国家、对党做了许多的贡献。但是,1955年党代会通过的决议现在还不宜纠正。假使是现在,就不会那样处理他了。”



高岗的墓与碑在“文革”之后重新修复

  随后,中央又同意高岗的亲属修复他在“文革”中被破坏的墓碑的要求。 
  然而,中共中央的复查结论,毕竟仍然是维持不为高岗案平反。对这一事件的探讨,依然被列为禁区。 
  李立群不服。她继续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平反高岗案。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我现在又写了信,我就问,究竟为什么那个‘文化大革命’大小错案都能平反,叛徒集团也能平反,甚至(19)54年胡风反党集团都能平反,就是(19)54年的高岗不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也经过延安的整风,我也在东北经过了高岗的艰辛,也经过胜利的心情。但是高岗这个问题53年了,你们不能平反,我不理解。” 
  没有被平反的高岗,也没有被人遗忘。 
  200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2007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伟温著),不过这些书,恪守官方的口径,继续将高岗涂抹成妖魔。 
  一旦开闸,就未必能完全控制的住了。《中国老年》2007年6月号发表了卓成华、西川的报道《李立群: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讲述高岗的遗孀前后数次搬家背后的人生浮沉,代她发出了拒绝搬家的呼唤。这篇文章虽然对高岗问题的定性不置一词,但是同情时年86岁的李立群的笔调是显而易见的。 
  随后,海外媒体如路透社、美国之音等,纷纷采访、报道高岗的故事,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潮。这或许是年事已高的李立群在向党内高层多年申诉无果之后,鉴于自己来日无多,索性摆开顾忌,放言大吐苦水吧。 
2007年12月,美国之音播送系列深度采访,请高岗的遗孀李立群讲述往事,请独立学者高瑜、宋永毅等人发表看法;随后,香港出版了高岗当年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当年部下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陈大蒙、刘史的《落井下石:重查高岗案》(明镜出版社)、史鉴主编的《高岗“反党”真相》(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等,这一切,都持续不断地唤起人们关注高岗的功过曲直,高饶联盟的真伪是非。